-20151026-陈子善：绘制张爱玲文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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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6 11:27
原创作者：金敏华 来源：深圳商报
陈子善《张爱玲丛考》图/深圳商报
1985年底，37岁的陈子善写了《版本杂谈》，由此开启了他的张爱玲研究，同时“预示”了他未来张爱玲研究的路向，即重点致力于张氏集外文的挖掘、考证和整理。那一年，张爱玲中短篇小说集《传奇》的影印出版是她的作品自其1952年去国后首次在国内重印。
在第一篇张爱玲研究文章里，陈子善比较了《传奇》初版、再版和增订版的异同。他的切入角度，与很多“张学”研究者不同。以至于《小团圆》出版后，认为颠覆了过往几乎所有张爱玲研究的止庵打趣道，可能陈子善是受影响最小的研究者。
不过，陈子善的第一篇张爱玲研究文章并没有收入30年后收录了他多年来研究张爱玲其人其文的近百篇文章的文集《张爱玲丛考》。原因是“当年写得太简单了，很多内容没有体现出来。”
由海豚出版社推出的这本陈子善张爱玲研究三十年文章结集，是对他眼里的“天才作家”、“旷世奇才”张爱玲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在18日于三联韬奋书店海淀分店举行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记者采访了这位长期致力于张爱玲研究的学者。
填满“地图”上的空白点
《文化广场》：1985年乃至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行的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上的排序还是“鲁郭茅巴老曹”，张爱玲钱锺书等均不见踪影。今天情形当然有所不同，甚至某种程度上张爱玲已经是一个符号式的民国作家，你对她今天在主流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满意吗？
陈子善：现在大概没有一部文学史不提张爱玲，都会写到张爱玲，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至于对她怎么评价，文学史上到底给她多少篇幅，我认为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大家以前无视这个人的存在，现在不能不承认她的存在，有的（文学史）评价还蛮高。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对一个作家有不同看法很正常，即便是一部很权威的文学史著作也会有争议。那个时候我们看不到张爱玲的作品，甚至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人。当然了，如果我们通过研究承认张爱玲的成就，承认她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位置，那当然是更进一步。
《文化广场》：《张爱玲丛考》可以说是你的张爱玲研究的集大成者吗？它对读者理解张爱玲作品的帮助在哪里？
陈子善：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就是我三十年来写的关于张爱玲的长长短短的文章，趁了这个机会——正好是张爱玲去世二十周年，也是我自己研究张爱玲三十年一个回顾。读者通过这本书可以知道，在她原来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值得看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一个叫陈子善的人把它们找出来的。
《文化广场》：如果把张爱玲研究比做是绘制张爱玲文学地图的话，你的这张地图跟别的张爱玲研究者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陈子善：地图的话，哪里有山哪里有水，这个首先要搞清楚，我还是做最基本的工作。别的人呢，可能在阐释上面做得多一点，甚至有的可以说是戏说，这是我特别注意要避免的，我更多的精力放在发掘、钩沉、梳理等基础性工作，发掘她的集外的作品，发掘她的文学生平中的经历和活动，尽量让她这张“地图”不要有太多的空白点，因为这张“地图”当中的途径往往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
她的晚期作品缺乏研究
《文化广场》：你曾经提过一个观点：不读张爱玲的作品，可能是你的损失。为什么这么说？
陈子善：外界一直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张爱玲写作题材很狭窄，就是身边琐事、男女情感纠葛。从表面上看似乎确实这样，当然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如果仔细读她早期作品、中期作品，实际上她有很多的题材拓展。同样写战争，写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伤害，她不是按照传统的、或者一般理解的写法，她有她自己特殊处理的方式，只不过我们对这种方式很陌生或者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不等于她不会处理。
现在只要受过一定教育，不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的已经比较少了，她的作品也不断改编成电影、电视、话剧等各种艺术样式，至于知道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像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但到底有几个人真正读过，也是个未知数。但如果你喜欢现代文学，喜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话，张爱玲这个名字大概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她提供了主流的文学样态之外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让人知道原来这样写也未尝不可，甚至某种程度上更吸引人。
《文化广场》：随着近年来张爱玲不断地有遗作问世，对她作品的认识是否也在不断递进？
陈子善：对张爱玲的认识，首先是给她正名。她的《流言》《传奇》，早期的小说、散文可能一般人更喜欢，对中期的作品比如《秧歌》早前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她后期的作品则不了解，以为她没留下什么东西。现在情况当然发生很大变化，发现她后期也写了很多作品，而且风格跟以前不一样，她创作上的晚期风格，可以说有一个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我们要重新评估，重新梳理，我们的研究状况相应也要调整、变化。当一个作家的作品经得起不断阐释，这个作品肯定是好作品。张爱玲研究实际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包括鲁迅、周作人这种大作家都是这样。
奇特的“交往”故事
《文化广场》：研究张爱玲三十年，在她去世前，一直无缘与张爱玲直接对话，是你“治张”路上的一大遗憾吗？
陈子善：确实，我跟张爱玲既没见过面，也没通过信，没有过直接联系，间接（联系）是通过她的姑父，但也没有联系上。不过，我知道张爱玲脾气很怪，不大愿意别人去打扰她，而且我做的这个工作，她开始是不高兴的，比如我把她早期的文章，甚至中学时期的作文找出来，她希望留给读者的东西跟我们研究者所要做的事情是有矛盾的，所以她不大愿意，但至少她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感，后来有的研究者关系没处理好搞得很紧张。1995年她去世那年春节前夕，还托皇冠出版社的人给我寄过一册她的新书《对照记》。
2001年我去洛杉矶，主要原因是想看一看张爱玲最后居住的地方，想亲身了解一下。美国张爱玲研究者高全之先生陪着我去看张爱玲故居，当时的场景还是比较戏剧性的，这个房子已经有新的房客，我们不能进去。“原房客研究者”身份有点奇怪，要找居住在这个楼里的人，你报不出名字，就没有办法进去。结果里边有个房客是学生，正好出门，我们就跟他说，想如何如何。他觉得我们不像歹徒，就把我们放进去，是这样很奇特的经历。
《文化广场》：你会像李欧梵写《范柳原忏情录》那样写一部与张爱玲或者其作品有关的小说吗？
陈子善：不会，但可能会回顾我的研究历史。张爱玲是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她不能代替我全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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