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19-陈嘉映：常识与理论

本文迁移自旧站[1166]，由 朱正标 于 2016/7/19 22:02:20 发布在 [ 教师发展/教育管理 ]

陈嘉映：常识与理论 

常 识 

常识的一层意思是差不多人所共知的事实、关于一些简单而基本的事实的知识(general knowledge)。烹调小常识是凡烧菜做饭的都知道的或应该知道的,说出来写出来给那些要学烧菜做饭的人学习。常识的又一层意思是这些基本事实中包含的道理,所谓常理。接着这层意思,常识又指自然而然的理解,以及依于这些理解而生的基本的判断力(native good judg-ment)。[i] 寻常事实和自然理解之间当然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所认可的基本道理,本来就是寻常事实培养起来的,知道了一批事实,自然而然就会领会这些道理,具有基本的判断力。我知道了麻雀是鸟、乌鸦是鸟、鸵鸟是鸟,也就明白了它们为什么是鸟的道理,下一次见到丹顶鹤,虽然我从前没见过这种生物,也没有人教给我它是哪类生物,我自能判断它属于鸟类。我背住了九百句英语,差不多也就学会了英语语法,虽然我没有专门学过语法。 

道理总是超出给定事实的,所谓举一反三,就是从给定的事实那里学到超出这些给定事实的道理。明白了道理,就可以把陌生的事例融会到经验之中。 

事实和道理的区分(或者更进一步,事实和逻辑的区分)一开始并不判然,朽木不可雕也,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既是事实也是道理。我们接受了很多寻常事实,同时就逐渐明白了其中包含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事实有所理解。这种基于常情的理解,我常称之为自然理解。所以无足怪,常识一词既指寻常事实,也指寻常道理。总括起来,常识就是指立足于寻常道理的总体态度,与不寻常的事实、高深的道理相对而言,尤其是与理论知识、理论体系相对而言。 

事实中包含着道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确定事实的方式是一代一代前人传给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以如此这般的方式确定事实,本来就基于某些道理。这一点,从我们的语汇看尤其清楚。麻雀是鸟,乌鸦是鸟,确定这样的事实,有赖于我们有“鸟”这个词;我们有鸟这个词,是因为前人把动物分成鸟兽鱼虫,而不是把动物分成稀奇古怪难以识辨的类别。很多道理包含在前人传给我们的语词之中,包含在前人设置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定规之中。孩子学钢琴,按老师的指示保持这样的手形,采用这样的指法,他也不问为什么,照此练习,渐渐明白了弹琴的道理。世上大多数事情是可理解的,且无需谁有特别强大的理解力。这是因为,前人通过语词,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定式,把他们曾经艰苦努力获得的理解一代代传给了我们。 

常识所关的既然是简单而基本的事实,所以通常无需证明,也不用解释。常识是说: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水往低处流、火带来热、太阳东升西落,那就是水往低处流、火带来热、太阳东升西落。妈妈告诉我眼镜蛇会致人死命,老师告诉我仁读如人,那就是眼镜蛇会致人死命、仁读如人。我不去证明眼镜蛇会致人死命。没有特别的理由,我不怀疑妈妈和老师告诉我的事情。 

常识中的道理,顾名思义,是些明显的道理。鲸鱼归在鲨鱼一类而不归在老虎一类,道理是明显的。太阳、月亮独一无二,金星、木星、天狼星、牛郎星都归在一类,都是“星星”,其中的道理也是明显的。 

不过,世上并非只有常情常理。万里无云,月亮圆圆,却来了月食。善有善报,却也不少见善良的人首先死去。这些事情需要解释。何况,常与非常原无确定的界线。太阳东升西落,偏有人要问为什么不是西升东落,要问太阳落到哪里去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偏有人要问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所谓解释,就是要说出个道理来。道理从哪里来?如上所述,寻常事实之中已经包含着道理。我们搜索常识中的各种道理,看看哪一种能够应付相关的情形。世上有形形色色的常识,其中包含着多种多样的道理。这一种道理解释不通,就用另一种道理。爹娘都是大个子,怎么生出这么个小个子来?小时候没吃的。爹娘个子大孩子也个子大,这是常情。营养不良长不壮大,这也是常情。这一类解释,是所谓常识解释,其最通常的办法,是把反常的事情转归到另一种常情之下。 

但总有不少事情,常识无能为力。为什么会出现月食?月亮被天狗咬了。这个解释依赖一点儿常识:月饼被谁咬了一口,就会缺掉一角,月亮被咬了,自然也缺一块。但这离开完整的解释还差得远。天狗是为日食月食特设的,平常不知道它还在干些什么;再说,它为什么每次咬了一口月亮,过一会儿一定又把它吐出来?磁石为什么会吸引铁屑?可以解释说,因为磁石有灵魂。这里依赖如下的常识:灵魂无须接触就能起作用。只不过,有灵魂的东西一般有动作有表情,磁石却没有这些。单因为磁石能吸引铁屑而赋予它灵魂,这种解释和没解释差不多。常识行之不远,常识本来就解释不了怎么看都反常的事情。 

细致、系统观察到的现象,仪器观察和实验所产生的结果,更是常识难以解释的。水往低处流,可是在虹吸管里,水却升了起来。行星与恒星的步调不一致,相对于恒星,行星有从东向西的运动。如何解释行星的特殊运动曾是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动力。更系统细致的观察发现,行星有时会逆行,不是从东向西走,而是从西向东走。这更加难以解释了。常识本来是在日常经验中培养起来的,而系统观察和实验却会发现很多与日常经验相异的事情。我们知道日月星辰周行,知道日食月食,也许还知道火冲和金星凌日,但我们并不知道火星和金星的逆行。常识不知道这些事情,当然更谈不上因由这些事情形成某种或明述或默会的理解。 

日食月食、行星逆行、指北针、虹吸现象、人的无常命运,这些现象诱惑着好奇多思的心智。这些多思的心智,不自宥于常识解释,而是通过对形形色色道理的组织,发展出理论,要对所有现象提供一揽子的整体解释。 

理 论 

理论是道理的系统化,借助理论,我们为世界提供系统的解释,对世界获得系统的理解。理论加以系统化的那些道理从何而来?最初,都是从常识来。除了包含在常识里的道理,还能从哪里找到道理?还有什么我们能够理解的道理?理论家在成为理论家之前先得是个普通人。他在营建理论之前先已具有很多常识,在营建理论语言之前也必须先学会自然语言。 

理论所依据的道理来自常识,但是,理论解释不同于常识解释,它并不只是借用那边的道理来解释这边的事情。在一个理论中,那些包含在正常情况中的道理,通过某种疏通和变形,获得组织,其中有某些道理上升为原理,把包含在多种常识中的多种道理连成一个系统。理论的系统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减少原理的数目,把定理和原理联系起来。理论用这个整体的道理对世界做出整体解释,而整体解释把我们带到对世界的更深层面或更高层面的识见。 

希腊人根据他们熟悉的事实和道理,营建了多重天球的理论,后来又发展出均轮与本轮的附加理论。他们的常识包括:恒星的运动方式是恒定的,七大行星的运动与恒星运动不同步,天界事物是高贵的事物,圆是完满的形状等等。我们平常看到的天文现象,以及日食月食、行星亮度的变化、行星逆行等特异现象,都通过这同一个理论得到了解释。 

理论家特别关注反常现象,日食月食、行星逆行、虹吸现象、无常的命运。道理很简单,因为常识不能为它们提供良好的解释,而理论原本就是为解释它们而起。自然厌恶真空的学说解释了虹吸现象。地上有个洞,水会往里流,为什么人们不用这个现象来作为自然厌恶真空的例证?因为水往低处流是正常的。水本来不往上流,在虹吸管中却往上流了,这因为反常而需要解释。这也恰恰是常识无法解释的,也正因此,它作为自然厌恶真空的例证特别具有说服力。理论通过对反常现象的解释展现其解释力。[ii]也因此,为理论服务的系统观察和实验专注于那些与日常经验相异的事情。 

当然,理论不能只具解释反常现象的能力。同一个理论,必须既解释了反常现象,也解释了正常现象。自然厌恶真空的原理解释了虹吸这种奇异现象,同时也解释了物体运动的速度总是有限的这一寻常事实。自然位置学说解释了为什么弹簧被拉长以后,外力一旦消失,弹簧又回到本来的位置;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苹果熟了掉到地上、水往低处流、火往上升,解释了为什么地体是圆的。苹果熟了掉到地上等等是常情,本来无需解释。牛顿并不要解释苹果为什么落到地上,但万有引力对这件事也具有解释力。我们总是从反常情况开始追问为什么的,但由理论加以变形的道理要既适用于反常又适用于正常,或者反过来说,理论消弭了正常与非正常。 

由于理论调整了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有一些本来自然而然的事情会成为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笔直抛到天上的物件掉到脚边而不掉到西边,这本来不需要解释,我们根本提不出这样的问题,但这成为地动说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当然,地动理论最终要表明这件事情也服从于一般的原理,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理论由于其成系统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就此而言,理论解释与常识解释不处在同一平面上。理论即使完全依据常识所包含的道理,理论解释仍不同于常识解释。我们的常识并不是一个体系,并不对世界提供统一的解释。常识大画面是散点透视的。理论中的各种道理、各项定理却不是并列杂陈,而是通过原理互相勾连在一起。常识解释就事论事,而一种理论对各种现象的解释互相勾连,形成一个整体。牛顿力学的少数原理对月球轨道、天王星轨道、潮汐运动、炮弹的轨道给出了统一的解释。[iii]通过更为融贯的道理,通过更为一致的形式,理论为更广大的世界或更繁多的资料提供解释。 

理论挖掘常识里包含的道理,加以调整和组织。在这里,道理的组织是关键。常识包含的道理往往并无明确的表述,为此,理论首先要明述这些道理。但明述包含在常识里的道理只是理论工作的家庭作业。理论的主要工作不是把常识中隐含的道理加以明述,不是各种重要常识的集合,也不是各种洞见的集合,也不是对常识加以总结。多重天球理论并不能从我们的常识中挖掘出来或总结出来。理论的目标是对形形色色的事情提供统一解释。营建理论是一项新事业,是一种新的追求。科学整体不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无非是日常思考的精致化”。理论不是宽泛含糊的所谓常识的延伸,或所谓常识的精致化。在这一点上,误解最多。托勒密地心体系比哥白尼日心体系更合乎常识,但它并不是常识,它是一种理论,对天文现象做出统一解释。在这个理论中,七大行星的运动方式始终是核心问题。而在我们常人眼里,并没有所谓七大行星。太阳是独一无二的,月亮是独一无二的。金星、木星则与天狼星、牛郎星相属,都是星星。把太阳和月亮视作与金星、火星同类,视作行星,根本无关于思考是否精致。这是一种新的归类法,由一种新视角造就,惟通过这种新视角才能营建起一种理论,为天文现象,尤其包括特异天文现象,提供统一解释。 

常识和理论各有道理 

对照来看,常识高低不平、厚薄不一,也没有总体指向。各个片断的常识以极为繁杂的方式互相勾连,有时通过类比,有时通过认知原型,有时通过语词,有时通过某个单独的事例或印象极深的个人经历。常识不是体系,它不是由原理统帅的。重要的常识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常要用到的常识,它们具有感性上和经验上的重要性,而不是像原理那样,具有在一个解释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列子·汤问》里面有一篇《两小儿辩日远近》,说的是两个小孩子在那里争论太阳中午离我们近一点还是早上近一点,一个小孩说太阳早上出来的时候挺凉的,到了中午就热起来,热的东西当然是离我们越近越热,可见太阳在中午离我们近些。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那么大,到了中午就变小,什么东西都是离我们越远就越小,可见太阳中午离我们远些。两个小孩子争执不下,据说孔子路过,听了这争论,也决定不下孰是孰非。两个孩子所依据的都是常理,热的东西离我们越近越热,一样东西离我们越近就越大,这两种道理各自都是再自然不过的常理,而列子的这个故事,妙在找到一个焦点,两种常理在这里冤家碰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都觉得应当珍爱生命,同时也热爱自由,这两方面的道理各行其是,本来都很好,可是在安乐死、堕胎权利这些事情上,这两种道理似乎就互相冲撞起来。 

常识包含的道理就事论事不相连属,中间有很多缺口。为了提供统一解释,理论家必须把包含在常识中的形形色色道理加以调整和组织。为了把道理组织成一个理论,他必然重视常识中的某些道理,忽视另外一些;把一些视为主要的,把另一些视为次要的。从一些道理中,通过种种延伸和变形,再得出另一些道理。在通过这种种手段营建理论的过程中,理论难免与某些常识相左,或发生冲突。常识把金星和牛郎星归在一类,古代天文学则把金星和太阳、月亮归为一类,叫作行星。随着理论的继续发展,理论家可能得出在常识看来更加古怪的结论,例如太阳静止而地球转动。理论家的思考不一定古怪,但他会用我们都能明白的思考和推理引向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结论。 

常识把金星和牛郎星归在一类,自有常识的道理。古代天文学把金星和太阳、月亮归为一类,叫作行星,它也有它的道理:它们都是和恒星步调不一致的漫游者。这个区别常识也认可,只不过这个区别对我们的天空经验不那么重要,远不如太阳为我们的世界提供光和热而金星却不提供那么重要。而在理论建构中,这个区别全新地获得了重要性,而惟有多重天球这类理论,才能对天文现象提供整体解释。理论家不是不知道常识有常识的道理,但这些道理行之不远,例如它不能解释行星的逆行。理论专为统一解释而生,它考虑的不是某一事实在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对天体的重新分类是为产生整体解释服务的。多重天球理论具有更强的或曰更连贯的解释力,但在这个统一的理论中,事质领域被重新组织了,我们原来近邻的经验被隔开了,原本不大相干的事物被放到了一起。 

近代天文学又修改了托勒密天文学的分类法,把太阳和天狼星归在一类,是恒星,金星是行星,月亮是卫星。这一转变,在相当程度上与取消天上事物和地上事物的区别有关:现在,天文学要转变成为物理学的一部分,它需要服从一个对天上事物和地上事物总体的更连贯更系统的解释。新天文学理论更加连贯系统,对更多的现象具有解释力。 

当然,这里所举的重新归类只是最浅近的事例。营建理论还要求种种其他工作,都会造成与常识的相异或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造日常概念,以及营建理论概念。这些“技术性概念”都以趋向数学表达为指归。[iv]随着理论概念的专门化、数学化,理论不断完善,同时也离开常识越来越远。 

理论渐渐远离常识 

亚里士多德是诉诸常识的大师,伽利略也是诉诸常识的大师。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物落地较快、轻物落地较慢。我们可以设计某种实验来检验或驳斥这个主张。所谓比萨斜塔实验即为此设想出来。实际上伽利略并未做过这个实验,他倒是用思想实验式的推理来反驳亚里士多德的。他设问:如果把一件重物和一件轻物束在一起从高处抛下会怎样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坠落时间可以是两件物体各自坠落时间的平均值,也可以等同于与两物重量相加之和的重物的坠落时间。显然,这两个结果不相容,因此亚里士多德是错的。 

《两大世界体系》不是用拉丁文而是用意大利土语写的,以非专家为目标读者。为此,他有意略去了技术性较强的论证。[v]科学革命早期,科学开始向实证转变,但仍然是实证的成分少而思辨的成分多,与常识的对话仍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实证理论在其发展中越来越依赖于理论自身规定的技术性概念,越来越依赖于数学推理。这也意味着,科学理论的内容渐渐不再能为常识所理解,常识渐渐无法再对科学理论的方法和结论提出质问。新理论所关心的、所要回答的质疑都来自科学界内部。 

可是,会不会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科学最后又回到常识来呢?爱因斯坦似乎是这么想的,例如,他认为自从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引入了力场这个概念,牛顿力学中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违背的远距离作用的概念就变得不必要了。 

的确,在现代科学家当中,爱因斯坦特别倚重于自然概念本身的推理力量,对违背常识的科学结论格外警惕,他反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是最突出的例子。然而,一位当代物理学家,无论他依据常理进行思考的能力有多么强,这种能力都不是他的主要凭藉。他掌握很多普通人不掌握的公式和分支理论,他了解很多由特定理论语言描述的事实,他受过数学训练。相对论也许是从思辨开端的,但爱因斯坦必须借助于专门概念和数学演算来确立他的理论。某些科学概念,如爱因斯坦所举的力场概念,以及他本人的相对论所建立的一批概念,看上去消除了牛顿力学的一些不自然因素,但这些概念,由于必须在特定的理论中才能得到理解,由于必须借助数学才能得到确切表达,并不曾转回到常识,它们依然是高度技术性的概念,如果不说具有更高程度的技术性的话。物理学杂志上那些讨论相对论的论文,当然不比讨论量子力学或其他任何课题的论文靠“日常思考”更近一点儿,它们使用着我们完全不懂的符号和术语,推理所依赖的是我们完全不懂的理论框架和公式,其中没有一行和我们的常识直接相干。如果从结论来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提供的画面和量子力学提供的画面也一样远离常识的画面。 

爱因斯坦本人,像当年的伽利略一样,像今天其他很多科学家一样,为我们写科普书,希望通过常识来论证他们的科学结论。科学家努力让普通人理解科学。另一方面,有很多普通人努力想理解科学。主要是通过科普著作,很大一部分科学结论成为我们的常识,使我们有了一幅科学世界观的大致图景。保持与常识的联系并不只是为了教育门外汉,科学家自己也可能从中受益,在这种努力中重新理解自己的技术性工作。科学家经常需要一个由日常事物构成的图景。哥白尼和开普勒都曾想象一个与但丁描述的天界相仿佛的宇宙图景。波义耳想象空气中任何一个微粒都是一个小弹簧,以此来解释封闭容器中空气受到较大压力时表现出来的弹性。在莱默里的著作中,酸被描述为由尖头粒子组成,碱则由多孔粒子组成,酸碱混合所发生的化学反应被理解为尖头的粒子插入多孔的粒子。原子结构被设想为一个微型的太阳系。早期,这些常识图景甚至被认作是真实的,数学是对这些图景的一种更精确的描述,但越到后来,这些图景就越被视作只具有启发作用或科普作用,真实结构只能用数学来描述。德布罗格利说到,在我们开始考虑物理学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能唤起的一切意象都与日常时空联系在一起,然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使我们相信,我们的(日常)时空框架不适于真实地描述微观层次上的实在。”[vi]

科普著作的确表明,科学家的很多思考仍然与常识相联系,可以用自然语言来表达。然而,恰恰到了科学特有的部分,他必须使用数学来思考,或者,如海德格尔那样断称“科学不思”,[vii]他必须停止思考,开始演算。爱因斯坦明称,在科学工作中,就连创造性思维也是属于数学的。而我们平常恰恰不使用数学推理来思考。我们从爱因斯坦和其他科学家的通俗书籍中受益无穷,但我们无法靠阅读科普书籍成为物理学家。 

理论与常识“之争” 

上面断断续续讲到,理论可能在种种方面与常识相异甚至相反。常识视鲸鱼为鱼,这份常识保存在“鲸鱼”这个词里,但动物学把鲸鱼和老虎归在一类。常识视太阳和月亮各为独一无二的天体,古代天文学理论把它们和金星、木星归在一类,都是“行星”。按照我们的常识,大地不动,是日月星辰在动,近代天文学告诉我们是地球在转动。在常识眼里,桌面是致密光滑的,物理学告诉我们,桌子由原子组成,原子和原子之间的空隙远大于“物质”。我们平常看来,拒贿迥异于索贿、因爱情而结合迥异于买春卖春,生物学和经济学告诉我们,两者都是生存选择的结果,服从同样的投入产出规律。 

当理论和常识发生冲突,孰是孰非?有人主张坚守常识,理论必须合乎常识,否则就是理论出了毛病。有人相信理论,声称历史早已证明常识常常是错的。 

这个问题须分几层来考虑。首先,我们很难笼统地拿理论来和常识比较。理论是个系统,常识却是个筐,装着不相连属的知识和见识。它们的来历也五花八门,有的来自传说,有的来自经验或印象,有的干脆就来自科学理论,我们称之为“科学常识”。鲸鱼是一种鱼,但鲸鱼是哺乳动物,不是鱼类,这也是“小学生的常识”。太阳东升西落,这是常识,不是太阳在转而是地球在围着太阳转,这也是常识。 

其次,常识会不会出错?我们得先从语义方面进行澄清。“常识”这个词像“知识”一样,不指称错误的东西。人们普遍而长期地相信蚤虱蚊蚋从泥土污垢中自然发生,可一旦知道其为错误,按照“常识”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就不能称之为“常识”,这时我们得说“流行看法”、common belief之类。但恐怕也不能把“常识是否可错”这个问题理解为我们普遍而长期相信的事情或曰通行看法是否可错,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太明显了。人们提出“常识是否可错”这样的问题,有着特殊的视线,那就是着眼于常识和理论的分张。 

通行看法当然可能错。狮子不食腐肉,灰尘里会长出小生物,独眼倾向于生出独眼,这些看法都曾通行。不过,常识关心的是身周的事物,在这个范围里,人们很少普遍地、长期地错认事实。至于远在碧落黄泉的事情,在常人那里,本是无根的游谈,我也许信喜马拉雅山上有雪人出没,信火星上运河纵横,信仙女座里住着外星人,这些信与不信,都甚浅薄,理论证明其是其非,并不影响我在常识世界中的行止。 

其实,理论甚少对我们通常认定的事实提出疑义。随便哪部科学史的每一页都会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始终在于解释之争。所谓理论与常识之争也总是发生在解释层面,这差不多等于说,所发生的总是理论与理论之争,是新理论和习以为常的“常识理论”之争。日心说在和地心说争论,不是在和太阳东升西落争论。即使有了哥白尼,我们说太阳东升西落也不是一种错误。我们说太阳东升西落,并不是在主张地心说,只不过是说,我们看见太阳升起落下。地心说是一种理论,不是一些常识的集合。在有些方面,例如把太阳、月亮视作与金星同类的行星这一点上,它与常识相异。只不过,和日心说相比,地心说离常识较近,因为它与大地不动这一重要的常识直接相合,而在日心说中,大地不动这一常识反倒成为需要解释的事情。 

人们也经常反过来问:理论是否必须合于常识?这问题不似一眼看上去那样简明。上文讲到,要营建理论,就需要改变一些基本概念的含义,或营建一些新概念,就需要对事物重新分类,就需要对各种道理的轻重缓急重做安排。经典力学里的运动、静止、加速度这些概念全都不合于我们平常所说的运动、静止、加速度,这当然不是否定经典力学的理由。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跃迁、时间弯曲等等都不合于常识,这当然并不表明物理学出了毛病。 

科学用一套新的概念框架来描述世界。为了确定科学结论是否合乎常识,首先需要把科学语言翻译成日常语言。即使有了动物学,把鲸鱼叫作鱼也不是错误。动物学里“鱼”这个概念与我们平常说到的“鱼”原不完全重合。力学里说到运动,并不等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运动。放在桌上的杯子并非静止“其实”是在运动,是牛顿力学为了建立具有统一解释力的理论重新定义了“运动”。翻译当然不止于孤立的语词之间的关系,有时它牵涉到一套语言赖以成立的基本视角。日心说并不否认我们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就像硬币是圆的并不否认从我这个角度看到的硬币是椭圆的。[viii]简言之,科学改变了概念的用法,改变了关注世界的视角。我们知道,翻译不仅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而且,有些话语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波粒二象性这样的概念无法由常识把握。为我们写科普著作的科学家差不多都会提到有些科学内容无法通过自然语言表述出来。 

我们说,把鲸鱼和老虎归为一类是科学的归类法。“科学的”如今差不多等于说“正确的”,于是就隐示常识的归类是错误的。这是习惯用语诱向思想混乱的一个突出实例。两种归类各有各的理由,说不上哪种归类正确。后者是科学的归类,在这里不是说正确的归类,而只是说理论的归类。说斗转星移不是错误,托勒密的地心说则是个错误。它是一种错误的理论,作为理论,它应当为各种天文现象提供连贯的解释,但它被证明不能提供这样的解释。托勒密理论直接符合大地不动这一重要常识,但这一点既不表明其正确也不表明其错误。亚里士多德把彗星视作月下世界的气象现象是个错误。但它无所谓是否合于常识。常识从来无法确定这类事情的真假,它总是和某种天象理论连在一起得到确认或否证的。 

[i] 汉语的常识通常与英文的common sense互译。但这两个用语不尽相同。相对而言,汉语的常识一词偏重于明面的事实,英语的common sense一词则偏重于事实里所含的道理。 

[ii] 无聊的理论用理论概念把人人都明白的事情重述一遍,不具备新增的解释力。 

[iii] 也许应该加上内格尔的补注:“并非一切现存科学都呈现出力学所显示的这种高度统一的系统说明形式”,但在各门科学中,“这种严格的逻辑系统化思想作为一个理想仍然起着作用。”(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第5页)

[iv] 我在这里无法详谈科学如何营建其理论概念,可参阅我的论文《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v] 梅森以此解释为什么伽利略在这本书甚至没有提到其好友开普勒不久前完成的划时代的工作。(见斯蒂芬·梅森:《自然科学史》,周煦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第150页)爱因斯坦对这一点的解释很有意思:“富有创造性的人物往往不大善于接受(别人的成果)。”[参见爱因斯坦为伽利略所著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World Systems一书所写的前言(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70)]

[vi] 转引自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周文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第140页脚注。 

[vii] “科学不思”———海德格尔喜欢用惊世骇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句断言需要联系海德格尔对科学、对思或曰Denken的界说来理解。按我们通常的用语表述,科学家当然都是从思想开始工作的,但科学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工作特有的那一部分,依赖于不理解也必须接受的事实和公式进行。思想为科学发展提供动力,但不为科学发展提供解答。 

[viii] 这样表述当然可能引起误解。不过至少到这一点是成立的:看到硬币是椭圆的或看到太阳东升西落都不是错觉。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