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28-【推荐阅读】马勇:辛亥革命新解

202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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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迁移自旧站[1462],由 朱正标 于 2016/11/28 22:01:37 发布在 [ 教师发展/教育管理 ]

辛亥革命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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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课程前言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在十年前,我参与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还是个年轻人,但是十年很快过去了,我再来主持的时候呢已经白发渐生,是一个老年人了。所以十年对于历史来说,简直是须臾。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100年了,100年当中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也跟跟风也谈一谈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我们请来的是马勇老师。请看马勇老师的短片介绍。 

旁白:马勇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史,重点以近代史为主,著述数十种论文百余篇,代表作有《汉代春秋学研究》《梁漱溟评传》《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等,新作《1911年中国大革命》由于独特的视角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 

主持人:马勇老师您是什么地方生人? 

马勇:安徽淮北。 

主持人:您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 

马勇:我们家是纯粹的农村的,就农村里面走出来的。一开始在家里面上学了,之后呢去当兵,当兵回来呢去农民工挖煤,挖煤之后考中专。 

主持人:历史年代呢?就是您挖煤的时候是公元几年的哪个时代? 

马勇:我是1956年出生,1972年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当兵,当兵回来呢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回来,回来就去当农民工。正好招农民工,就去当农民工。挖煤的时候就去考的中专,从中专考到大学,再从大学读研究生。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纯粹做的秦汉的经学,就中国经学史,就是中国四书五经那一套东西。那么读四书五经我主要就是做秦汉时期中国经学发展。 

主持人:您在学经史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过为什么它叫经史不叫纬史呢?经纬经纬嘛,也可以叫做纬史。 

马勇:儒家经典就是那个大概我们讲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再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就从唐代开始到了清朝就是定型为十三经,我们现在大概可能都不知道了,像《孝经》《论语》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太读了,大概这几年国学热开始才恢复去读一点《论语》《孟子》,但是真正可能原来传统知识分子读的东西现在都不读了。因为这是五四之后就拦腰斩断,我们就只开始学的就是新文化了。所以哪些东西当然现在看起来可能已经和我们没法对接了,就是只有到专家的层面才能去做这个研究,已经和社会生活完全脱节了就是五四之后。 

主持人:我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学纺织的同学告诉我的,说为什么我们些史典籍似的史叫经史而不叫纬史,他说你在学纺织的时候不是有经线纬线嘛,你把一条经线拆掉了的话,它崩溃了,但是你把一条纬线,别说一条了,抽它十条纬线它还存在。 

马勇:对,这个在讲经的起源的时候是这么讲过,就是那个韦编三绝,讲孔子读经韦编三绝嘛,把书给读烂掉了,所以这个经就是因为是这种(旁白:它是灵魂)装书,把这个装订书的时候这么一个原因讲的。(3:58) 

中国的经典就是说它是艺术形态的最高指导,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指导思想就是儒家的经典,不论佛教到中国来传播的多么厉害它是在下层社会,当时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就是儒家的经典。过去的传统的士人考试就和我们今天考的公共课那个叫什么文综、理综那一块过去的文综、理综就是儒家经典。他出题的范围就不超出这些东西。一直到1905年科举改革,废除科举之后呢,大家才开始新知识来做。 

主持人:就开始不读经了?不读我们古代文化的灵魂和旗帜了。 

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开始看横排版了,原来我们看竖排版,当你看竖排版文字的时候不停的在点头,竖排嘛;当你看横排版的时候呢,你加大了批判意识,你总是摇头。 

马勇:这个解读有意思。其实这个我来讲一下,它最初就是我们把它竖排改成横排的时候,这是50年代,是我们大陆的事情,在中文世界其它地区也没有这么去改,尽管不是现在线装书了,这个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种用中文的也没有改成横排。 

主持人:胶印书但是还是竖排版,不停的点头。 

马勇:对,现在可能看起来可能就是竖排版可能对保护眼睛更有利,但是当年50年代就是郭沫若他们主张横排的时候讲的也是说更有利于这种就是说这种眼睛的阅读,是点头还是摇头我过去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他就是说还从保护视力的角度来讲,可能原来这种卷起来,另外这种卷起来这种看法可能就好象还是觉得比较好的,另外它繁体竖排的时候。 

主持人:很儒雅。 

马勇:对,繁体竖排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字是很大的,我们现在这种铅印的字和这种后来电脑字都不是就我们现在戴眼睛多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字弄小了。 

主持人:很有可能,过去都是油灯看书,人都不近视眼。咱们现在电灯看书了,近视眼了。 

马勇:对,反而是可能和这个竖排横排也有关系。 

主持人:这太有意思了。我都想改变本期的话题了,但是这个还是不能改。您给大家带来的讲题今天是? 

马勇:《辛亥革命新解》。 

主持人:新解。那么我们看看新在哪里?有请马先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演。(6:31) 

旁白:辛亥革命百年沉浮,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时代转换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哪些内外冲击?革命的初衷是否达成?历史功绩如何评说?《辛亥革命新解》,《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一、辛亥革命的国际背景 

马勇:很高兴有机会到这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辛亥革命的看法。那么辛亥革命呢,我个人的研究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什么呢?还是一个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所以我在研究近代史的时候,因为我是从古代史下来,我就觉得近代史的许多问题都得要从这种国际背景当中来考察。它的国际问题主要引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讲在传统的中国,在17世纪之前的中国,那就是像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名字所讲的一样,它就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文明的领先者。就这一点,我们不要因为后来的落后什么东西,我们去怀疑我们原来的进步。17世纪之前的中国确实是欧洲人作为楷模来看,我们看16世纪17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他们确实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这一点没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当别人踏上另外一个时代的时候,中国没有跟进,中国在这之前是先进,但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整个欧洲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中国没有及时的从原来的这种农业社会状态向工业化转变,没有完成这个转变,因此从这个17世纪之后,中国其实就开始处在一个走下坡路的状态。 

那么英国工业革命它为什么给中国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呢?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去认识到它就是一个产能过剩嘛。中国的近代的问题特别是辛亥革命的问题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那么这样的话,贸易的往来为什么它会影响到中国后来就走向辛亥革命这么一个过程?它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讲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它就是终结帝制提升民权,终结帝制、提升民权。为什么这个时候它需要呢?因为在帝制时代,贸易对于国家、对于政府是不需要的。它不需要这个东西,人民需要,但是它不需要,1793年的时候中英之间的贸易,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已经是很大,但是马戛尔尼在1793年访华代表英国政府到中国来要谈这种贸易均衡,这种贸易的不平衡,中国政府清政府讲我都不需要,你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我都有,宫里面都有。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就当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产品外销,另外欧洲在这个时间又发生了法国的大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又给中国一个提示就是帝制要终结,民权要提升。 

为什么要帝制终结、民权提升对中国来讲又非常重要呢?我刚才讲就是帝制时代它这个家天下,天下不是人民的,天下就是君主的嘛,君主本身的需求很容易去解决,人民的解决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因此辛亥革命所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终结帝制、提升民权,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主题。当然我们后来就看呢,辛亥革命确实在这一点上它就是在仿照法国大革命,仿照就是122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就达到了这么一个目的,就是终结了帝制,建立了这种民主共和的这么一个新的政治架构。那么这种状态下,外国的经济,外国的这种产品当然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了,那么这种进来之后,它当然就和人民生活的品质的提升就有直接的关系了。所以可能讲呢从这种,我想讲的第一个呢可能觉得就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这么一个背景就应该从这种国际的大背景当中来观察。(10:44) 

二、辛亥革命是妥协的胜利 

旁白:与法国大革命相比,为何说辛亥革命是妥协的胜利?武昌起义,真正的主力呈现的是哪些面目?晚清政府在这段历史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辛亥革命新解》,《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一)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马勇:那么很想讲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是模仿了122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所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流血的冲突。而在法国大革命最后得到了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是他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终结了皇权,但是它最后把这个国王给这个送到断头台去。中国的辛亥革命没有这样做,所以我研究我就觉得中国的辛亥革命过去我们讲告别革命也好,还是讲这个假如它是暴烈的革命也好其实中国的革命是以暴力开始,但是它以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达到了一种妥协,那么这也是我今天可能我一直比较强调的就是辛亥革命过程当中各派政治力量它这个面对的这种目标相互之间的一种妥协。因此中国的辛亥革命最后的结局并没有这种就是说互相之间残杀,对于就是说对于这种把它终结的这种清王朝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概念也不一样。清廷最后并没有说就是像孙中山17年前讲的驱除鞑虏,把他们赶到东三省去,赶回老家去。没有。而是把它从大中国的统治当中收缩回来。收缩到哪儿去?收缩到紫禁城里面,就1912年达成的这种妥协就是优待皇室的条例收到了紫禁城。而且清帝呢,到紫禁城里面仍然可以称孤道寡,仍然继续统治,而且万世一系,就是南北妥协的这个决定它可以万世一系。当然,这个我们今天这种场景我们今天是感觉不到了,因为这后来历史发生的问题。(12:56) 

(二)辛亥革命能够达成妥协的原因 

那么我讲就是辛亥革命能够在这个南北妥协当中达到这么一个很温和的去解决问题,那么它的原因在哪儿? 

1、新的阶级——立宪党人 

我想讲可能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过去理解晚清的时候,我们认为晚清的统治很腐败、很卖国、很腐朽,其实可能这个理解是最不对的,我们20来年的这个就是说近代史的研究,我们在研究就是1894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变动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看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还是做了很多的这种的改革,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运动到了1901年的新政到了1906年的预备立宪,这三个阶段,都是晚清政治改革的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态势,那么中国社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处于往上走的态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导致一个很重要的后果就是它培植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个新的阶级是什么呢?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就是等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立宪党人。立宪党人这一拨人就是什么?他就是成为社会中坚了,就是有产阶级,而且他这个有产阶级就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延伸出来,洋务运动时候可能是做买办,后来等到维新运动的时候成为维新运动的这种主导,维新运动主导之后到了新政的时候,又成为政治改革的主导。这一拨人他们的目标很明白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推动君主立宪的思想。因为只有君主立宪了,这一拨立宪党人才能够在这种权利的这个方面这种去分享一下权利。所以后来他们推动在1906年之后推动这个君主立宪,等到1908年之后清政宪法颁布以后他们再去推动国会的改革,就希望能够把当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的国会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民选的国会。所以这一点就是它是给中国社会培养了一个真正意义上这个新的阶级。这个新的阶级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叫什么?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指标吧。只要他们不乱,中国社会就不会乱,所以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这种脊梁,社会力量的中坚嘛,这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和平的结束,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新军的力量 

(1)新军是什么? 

第三个,我想可能晚清这个辛亥革命能够达到这么一种妥协,能够就是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流血,它还有一个力量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刚才我讲的就是新军,那么新军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可能在宣传上,在主流的这种宣传上我们认为新军都是革命党,其实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新军一直到后来都不是革命党,它并不是革命党,新军是什么?新军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在战场上打败了以后德国人汉娜根就是德国的一个军事人才当时跟随着北洋海军到这个参加过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的这种海战。战争结束之后他就给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的军队可能有问题,中国的军队要想做根本的改造就是要废除这种湘军、淮军的这种体制,甚至包括北洋海军的这个架构都不行。那么他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应该重新按照德国的方式去训练新军,他的目标就是将来能取代原来的湘军、淮军的体制。从1895年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了1903年这8年的时间,8年的时间中国的新军确实已经是很成规模了,那么等到1903年的时候清廷就布局全国去训练36镇,36镇当时规范当中就是中央军6镇,地方呢我们后来发生的问题就是湖北新军、湖南新军,每个省就算地方军。 

那么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为什么就是这个新军后来导致起义?那就是我觉得它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军没有经过充分的职业化和国家化。新军主要还是停留在一个什么?一个忠于皇帝,忠于朝廷这么一个概念。(17:37) 

(2)、导致武昌起义的原因 

因此等到后来就是说1911年宪政改革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就是1911年我们这个讲的都知道了嘛,就是1911年5月8号本来是进入这个立宪状态了,清廷宣布了一个责任内阁,结果最后内阁便成了皇族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那立宪党人就不同意了。立宪党人本来想分享权利的,结果一看13个内阁成员9个是皇族,是皇室皇族,那么立宪党人就不干了。紧接着他又有一个什么呢?又是第二天又宣布了一个是立宪党人使中国的中产阶级更恼火的一个政策就是铁路干线国有。这个一下子就是把原来民间资本投资所创办的这个民间铁路都收归朝廷了,那么这两个政策当然很复杂,这两个政策我个人研究我觉得它政策的出发点包括皇族内阁包括铁路国有它政策的出发点是不值得去怀疑的,它的正当性是存在的,但是它的时机和问题也是事实。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从5月8号宣布的第一个决定,5月14号湖南湖北开始就闹事,开始就是集会,万人集会抗议朝廷的这个决定。之后一直闹到了各地的这个抗议活动一直闹到9月份,闹到了9月份仍然清廷没有表态,不愿意对这个什么对这个就是说皇族内阁有所妥协,不愿意对铁路干线国有这个政策有所妥协,那么这种状况下,双方的僵持就是朝廷和人民之间的僵持一直延续了从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四个月。四个月,那么这种僵持是很难持久的,双方处在一种焦灼状态,等到9月7号就在四川总督府门口发生了一个流血事件,死了30几个人,那么死了三十几个人一下子这就使整个格局就破坏了,这种格局破坏,湖北新军的主力就被朝廷调动到了成都去。现在后来我们的历史讲叫什么?叫镇压。其实当年可能还不叫镇压,因为就是四川的局势危急了嘛。危急了就从武汉就近调了新军的主力去到那儿去平息这个成都的这么一种混乱的局面嘛。这个时候就出了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新军的这个力量,留在武汉的新军它就发现了如果这么僵持下去,可能中国的局面更糟糕。因此留在武昌的新军,我们就看到提出了一个什么?在10月10号就发生了一场军事哗变就我们讲的武昌起义,那么这种状况是什么?就是军队没有充分国家化嘛,军队没有充分国家化,它就觉得我对政治有责任,我对政治要说话。武昌起义它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要朝廷兑现立宪承诺,还是要回到立宪的这个轨道上来,就是你要撤销皇族内阁,你要调整铁路国有政策。 

3、晚清政府扮演的角色 

但是清廷对武昌的新军、湖北的新军它并不买账。因为你的力量很小,你的主力已经调到四川去了,留在你这儿的就是一个很少的非主力部队。那么这种清廷根本没有理睬这个武昌的这个举动,在它第二天就是武昌的那个湖广总督瑞澂逃跑以后给朝廷报告,朝廷当天就知道,第二天就知道了,知道之后朝廷的反应就是派了陆军部的尚书蔭昌皇族出身的,就去到武昌去镇压它,去镇压武昌。那么这种反映都是错误的,就我们100年后去看它这个反应都是错误的,因为发难的是你体制内的力量并不是革命党,但是朝廷没有正面的回应,它就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我们去看没有正面回应之后等到十天之后,湖南新军立马响应。还是新军。清廷的判断是什么?你们都是地方军,我只要中央军不变,只要我北洋军不变,我就仍然可以把你们打下去。这个是清廷对当时新军力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但是我们却看到什么呢?恰恰这个判断是不可靠的,中央军就给它一个颜色,就到武昌起义的第20天1911年10月29号驻扎在河北滦州的中央军就是北洋的第20镇。第20镇就是一个大的集团军了,它总共就6镇,就六分之一了,六分之一的第20镇就在张绍曾、蓝天蔚这几个北洋将领的领导下发了一个通电,通电附上一个12条政纲,那么中央军这个时候一发难我们看僵局是彻底打破了。(22:53) 

所以我在讲了,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这种平和的进行,它这几个力量都非常重要。就第一个力量是社会的立宪党人,中国当时的叫中产阶级吧,第二个力量就是一个新式的军队,那么这个新式军队它除了没有完成军队的国家化和职业化之外它的在其他方面它的立宪这种思想都是接受了东西洋的立宪的理念。这都是新军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这种状况就使当时南北这种冲突妥协当中新军就成为一个稳定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旁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先生为何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与清朝廷的抗争中,他的决定对20世纪的中国又会产生怎样不可估量的影响?《辛亥革命新解》《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23:52) 

(三)革命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1、“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口号的提出 

马勇:那么到现在为止,我在讲到的就是辛亥革命,好像和革命都没有关系,出场的民主资产阶级立宪党人,新军将领、士兵还没有革命党,其实革命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功能。因为孙中山在1894年提出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那么孙中山的这个口号在当时就是说是唯一的是他提出来这个问题,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孙中山1894年的6月份他到北方来找李鸿章,他是带了一个《上李鸿章书》就提出中国政治怎么改革,中国的经济怎么改革,他提出一套这个理论,那么这一套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高明,并不是能够说颠覆原来的30年的洋务运动这么一个东西,就在李鸿章看来你这个上书的本身的这个什么?就是思想的深度和新颖性并不强,但是李鸿章还是一种礼贤下士的人,李鸿章的幕僚们和他的班底确实仍然很热情地接待了孙中山,那么孙中山要求的具体事情,那个李鸿章他的部下也给他办了。他就要求什么呢?孙中山当时正在他的老家在做这种社会改革,他想中国的农业要振兴,他成立的第一个组织就是中国农学会要改革农村,改革农业,那么他就要求总理衙门给他一个出国的护照。当时也有护照。那么这一点,李鸿章仍然给他办了,办了这个护照之后,孙中山就和他的朋友就在北方转了一下,大概是南方人嘛第一次到北方来也就玩了以后,就从上海就到了檀香山去了。 

那么我后来就想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6月份的,等到11月份他就提出革命。他提出革命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如果我再做一个假设如果孙中山不去檀香山他就留在中国,他的思想的极端最多最多就像康有为、梁启超,只知道维新不会去革命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对甲午战争的情况根本就不知道。当时的这种信息的传布和今天还不一样,大家不知道,所以等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中国真正闹事反对的也就是各个省在北京考试的1000多人。这1000多人就是我们讲的公车上书。那么这些呢,这种状况说明什么呢?就是如果孙中山继续留在国内,他就和这些人一样他不可能产生一个革命的东西。但是他到了檀香山就不一样了。檀香山当时还不是属于美国的这种本土,但是檀香山它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西方的媒体管治方式,在檀香山他就可以和西方人一样可以知道战争的进行的真实状态。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就和西方人一样的判断,中国在甲午战争当中是失败的,中国的军队是没用的。中国的军队没用是中国的体制没用。因此中国的未来一定是有待于推翻清廷,重新建立一个汉民族的国家,这就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这个发生可能是他一个最真实的原因。(27:40) 

2、孙中山的决定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孙中山这个思想一直坚持了17年,但是孙中山我们去看他一个他的伟大和他的了不起是什么?就等南北谈判妥协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状况发生了,孙中山坚持17年的就是这个驱除鞑虏,我就是要把你赶东三省,一直到他1911年12月份回国的时候,他还是这个口号。但是等坐下来一谈判,我们看到革命党做了一个最大程度的让步,没有了,不再谈驱除鞑虏了,清廷最后不是回到紫禁城里面吗?在紫禁城里面继续当皇帝吗?这就是革命党孙中山一个重大妥协。所以我讲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孙中山他也有焦虑,也会有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孙中山这个非常不得了就是他坚持了一个共和的原则,民主的原则。就是推翻不推翻朝廷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的民国,这是孙中山坚持比较重要的原则,但是孙中山在驱除鞑虏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做了一个重要的妥协,那么这个妥协给后来的中国,给20世纪的中国留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就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使现代的中国才真正像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 

我们看到一个最意外的结果就是原来是驱除鞑虏,等到辛亥革命结束之后突然出现一个五族共和,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这可不在任何人的设计之列,这就是在辛亥这么一个大的组合当中发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结果。那么这一点就是很温和的去解决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如果当年孙中山不妥协,我们就可以看到早几天我们纪念的九一八那么如果在1931年继续发生九一八的事,九一八就和中国没有关联了,那九一八就是满洲国的事了。因为你把人家赶回东北了嘛。赶回东北就和朱元璋赶蒙古一样的嘛,人家当然要建国了,回到人家老家去建国,你没辙了嘛。那么九一八就和中国没关系了,那么孙中山这种妥协就使现代民主国家的这种重构就是这个不一样了。这就明显的不一样了。所以我讲就是我们从温情和敬意的立场去回望100年前的这个中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革命党也好,还是清廷也好,还是这个新军也好,他们都做了这种必要的妥协和坚持。(30:22) 

三、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一)成功的方面:终结帝制、提升民权的目标已达到 

辛亥革命从什么意义上来讲,它是成功的?从什么意义上来讲,它是失败的?我们要分清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成功方面来讲的话,辛亥革命的目标有没有达到?目标达到了就是成功了。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仿照122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嘛,就是终结帝制嘛,终结皇权嘛,要提升民权嘛,建构民主的共和的国家。这一点我们可以讲确实是建构起来了。不管后来发生怎么样的帝制复辟,发生怎么样的这么这种这种挫折,但是1912年构建了中华民国的这么一个架构毕竟在这之后是坚持了,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在享受着这种推翻帝制,终结帝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一点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辛亥革命绝对是成功的。(31:19) 

(二)失败的方面: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无视了孙中山的理论建构 

但是辛亥革命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它又是失败的。它这个失败是怎么讲的?我个人觉得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立场上来讲,辛亥革命是失败了。我还不是讲权力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在1912年去建立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政府这个时候是短暂的,但是袁世凯这个北洋,中国政府当时建构的中华民国的政府它基本上无视了什么呢?无视了在这之前17年孙中山的理论建构,孙中山的理论建构就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这些东西在1912年的中国是一点都没有。袁世凯上来之后,就是袁世凯政府当政和袁世凯之后的中国政府当政,中国政府基本上就是绝对的来说吧,它就是延续了晚清最后十几年的这种君主立宪的这个路数来往下走,是一种精英政治,按照精英的架构往前走,它没有君主了,但是它是走到了一种人民立宪就是民主立宪。那么这种民主立宪是在1901年的时候,中国人就知道的。1901年梁启超有个重要的文章他就讲到当时世界的架构当中政治架构当中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人民立宪,那么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1912年他就实行了是一种这种立宪的体制,这个立宪体制没有君主,但是我们仍然是立宪体制。你看当时这个1912年的中国原来的咨议局改成了省议会,原来的巡抚在民国初变成了都督,到了这个时候呢,变成了省长。在中央层面原来的咨政院正式便成了国会。那就完全按照一种精英政治来做,这里面从这个意义来讲,孙中山所有的原来理想都被无视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国真的建立以后,大概辛亥革命真的是一个失败了从孙中山立场上讲原来这些东西都没有。 

直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直到蒋介石统一重新统一中国南京政府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的4月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按照孙中山的规划就是军政、训政、宪政这个走,国民大会、五权宪法按照这个思路走,特别到了第二年1928年这个张学良重新这个什么东北易帜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讲呢可能在研究100年前的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说从这么一个层面来讲的话,辛亥革命在什么意义上是成功的,什么意义上是失败的,那么我就提供这么一点这个解读。不对的地方请批评,谢谢。(34:32) 

四、访谈 

旁白:《马关条约》之后的中国革命如何演变成一场保路运动?袁世凯、孙中山、宋教仁他们构成了一段怎样的历史?《辛亥革命新解》《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主持人:咱们大家一起问问马老师一些问题,感兴趣的,我先问两个小问题。第一,您说这个铁路干线收回国有有一定合法性,它合法性是什么呢? 

(一)铁路干线收回国有一定的合法性 

1、收回利权运动 

马勇:中国铁路建设是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马关条约》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规定就是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厂,这就完全放开了中国的金融管制,金融完全是放开的,这个时候不存在着国际资本、民间资本,那当然国际资本力量大了,外国资本力量大了,就在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直接就投入到中国的铁路和矿产,这两个最大的投入。那么这种状况呢,就从1895年开始修铁路,在这之前争论了好多年都不修嘛,那么1895年修了铁路之后一直修到1903年8年的时间,铁路就形成了一个高利润的模式,这个一高利润就和我们今天的产业一样,只要一高利润马上其它原来没进入的就开始讲我也要进了。1903年我们历史上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收回利权运动。收回什么利权运动?就是把铁路的权利收回来,把矿产的开采权收回来,让中国人也享有这种高利润的产业。 

主持人:路权和矿权。 

2、处置类似于四川的集资修路状况 

马勇:对,那么这种状况就是1903年清廷就颁布了一个新的章程叫做《简明铁路章程》。允许(就是在各省闹得很厉害),让各省就是你办个铁路公司你可以筹集资金筹集到5000万,另外你在你省内找一个规划一个路段报批中央,报中央来批,中央当时成立了一个就是铁路总公司,如果中央批准了你这个集资业完成了,你就办,这就是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领域了。那但是呢,从1903年开始统一到了1907年,铁路建设当中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民间资本还是力量不够嘛。开始集资,怎么集资?最奇怪的最厉害的就是后来引发的四川集资,四川不是集资,是直接摊派,每一个人都交钱,每一个人都要交,那么这样的话,四川当时7000万人,每一个人都卷进来了。 

主持人:所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厉害。 

马勇:那么当然我讲的正义性,保路也是正义性,那我的钱在里面但是政府要解决的什么问题呢?这个集资的钱集资了800万两,集资800万两干吗去了?四川我们自古以来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那个地方修路就是让外国资本去也不是那么很容易修的。四川集的这个钱要修的这条路就是我们去年才通车的就是从宜昌往上游去的那个两百公里叫什么名字那个路段我忘记掉了,这条路修了100年还是共产党把它修下来的,当然它就想修这条路,因为这条路可能是四川往外连接的地方嘛,当年这个钱呢就是修理不够,没法修,再集资也集不了那么多。但是第三个选择退款。退款是不可能的,很难的,退是很难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它就为了保值,它不能让它贬值,你放在那儿它就贬值了,为了保值,它在1907年08年的时候就跑到上海去买股票,上海的股票当时国际市场那个橡胶的价格是往上走,他们就买了一批橡胶股,但是等到1908年一个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橡胶股往下走,等到铁路国有这个宣布的时候那已经拦腰斩了一半了,它还有一笔钱它也没有鸡蛋也没有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它还有一笔钱就是交给上海的钱庄,我这是升息的,这边是炒股票的,但是等到铁路国有制的时候它已经很严重了。这里面我讲到政府的正当性是在哪儿呢?就是铁路国有政策要处罚的要处置的就是四川的这么一种状况。四川的这么一种状况在其它省份也有,但不是像四川这么严重。就这已经构成什么?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这是两种原因。 

3、技术标准不统一 

第三个原因它的正当性在哪儿呢?由于允许各个省自己修铁路,技术标准不一样,1907年盛宣怀就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组织一个调研组去调研各地的铁路状况,技术标准五花八门,德国的技术标准、美国的、日本的全有,那么他说最后修完了之后幸亏那时铁路还没有铺轨,如果铺完轨之后根本就没法通车。你这车开到这的时候轨道就不一样了,换车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朝廷宣布铁路国有是一个很郑重的宣布,而且它认为这个正当性是对,所以它放到新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来宣布那是很郑重其事的,我要成立立宪国家了,我要宣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铁路干线收回国有。(40:02) 

(二)铁路干线收回国有的时机、措施极其不当 

主持人:然后就是您说的这是有合法性但是时机极其不当? 

马勇:极其不当。它没有解决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等到四川这个各地湖南湖北闹起来以后,当时也有人给朝廷建议,就讲人民的财产必须要保护,你应该什么呢?由中央政府由中央财政出钱把人民的这一拨给化解出去,人民集资是你政府号召的,你政府号召我集资,而且你把我强制性集走了,应该把人民解脱出来,之后呢,好好去治治这几个挪用公款的人。但是盛宣怀讲我的政策是对的,我的政策对,我为什么要让步呢?一直等到武昌起义的时候,盛宣怀仍然坚持我的政策没错,而且他背后的许多大臣也认为政策是没错,我们就要坚持,不能向他们让步,就是这么搞的,才这样越搞越僵。 

主持人:其实有时候政治家坚定是很重要的,妥协也非常必要。我这个问题获得了这么圆满的答案,第二个问题不问了,交给大家。(41:07) 

五、现场提问 

问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不是一种先天缺陷性的约法?二次革命是不是一种战略上的错误? 

提问:老师,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不是一种先天缺陷性的约法?因为这边约法在制定的过程中并没有接受社会各阶层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它没有把北洋系的利益包含在内,不同于美国1787年构建宪法的时候,它经过一个各个阶层的妥协讨论,所以它有一种就是说对北洋系来说可能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做法。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当宋案发生之后整个对宋案的审理过程都是在法定程序之中,包括我不太同意的这种观点就是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他所有的当选全部符合法定程序,甚至在他当选之后,孙中山解释的第二天还在签署法令,他这个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那么宋案之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是不是一场主动破坏民主共和的一种行为?所以二次革命是一种战略上的错误?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一种先天缺陷性的约法 

马勇:第一个问题,临时约法我20年前在香港的21世纪杂志我就发过文章。《临时约法》是你刚才讲的就是先天性的缺陷,它完全是因人而制定的一个约法,因为当时什么呢?就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建立什么样的架构同盟会内部、革命党内部争论很多,当时大家都倾向于什么呢?就是宋教仁讲的就是内阁制就是让孙中山当个内阁大总统就是在面上这个国家是你的,之后呢,宋教仁再用内阁再发挥功能,这种体制是最好的,但孙中山讲我大总统一定要没有权利的大总统我不干的,他这么一搞呢,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建构的时候就是按照总统制来建构的,那么等到这个时候南北妥协完成,孙中山肯定是要让权了,孙中山这个时候觉得不对呀,这要搞下去的话,那袁世凯不是要搞大了嘛。就完全为了防止袁世凯,就是你刚才讲的孙中山已经解职之后让参议院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那么这个约法就是完全针对袁世凯的,那么这种法律就是刚才你讲的美国开国的这些领袖没有这个人际的利害关系,他们想的是什么?我这个宪法要100年、200年、1000年都能有用,那么这样临时约法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像你刚才讲的我是能认同,但是我觉得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一个失误。而且我当时我的文章讲的这就是给20世纪中国政治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就是说你可以因人去修改法律,就是我想当什么我就当,我不想当什么我就直接说中央军委主席可以不是中央委员,那这个东西你很奇怪的了,那我不当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定是中央委员产生的,这个你就是因人而异的。那么这种法律肯定是没意义的。 

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就是说当时你刚才讲的它就是来源于宋教仁,我刚才讲就是我讲一个什么呢?就是北京政府成立之后,确实无视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法统地位,完全把南京临时政府给抹杀掉了,这样革命党内部情绪非常恶劣,革命党一拨人就觉得我们革命了那么多年,我们被清朝通缉了十几年一直在海外流浪,结果现在呢?民国成立了和我们没关系了,当时一开始第一年忽悠忽悠,孙中山到哪儿去,哇,前总统来了,还忽悠,等到第二年,大家就觉得都正常生活了,谁也不能一天到晚老恭维你了。那么南京的这一拨革命党的力量开始感觉有问题,实际上等到宋教仁案发生之后,革命党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借机发难的,没有宋教仁案,革命党一样找机会。 

当然民国这个宋教仁案的司法解决(刚才你讲司法解决),司法解决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坚持的是什么呢?民国时期的司法是特别1903年法制改革之后,民国就继承清朝的法律,1903年的法制改革之后建立是完全独立的审判制度,没有任何干预,没有政法委,没有其它这种组织,那么这种它司法独立审判当时就是它上海的独立法庭就是江苏法庭它传传内阁总理出庭。这种事情你讲,司法当时决定已经弄得很明白了,这件事情和赵秉鈞有关,和袁世凯没关,袁世凯和宋教仁不构成这种利益关联,就是宋教仁成为内阁第一大党成为内阁总理又不是选总统,总统是铁定的,怎么也影响不到袁世凯的地位,而且袁世凯讲有宋教仁的话摆平一下赵秉钧有甚么不好的?宋教仁案确实和袁世凯是没有多大关联的。那么革命党是借机发难,这是肯定的。 

二次革命就是你讲的就是它确实开了民国政治的一个不好的例子,而且到后来影响就是动不动就是拉军队,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往民主方向走最忌讳的的,不能这么搞的,像这种历史可能就在我们逐步的历史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越来越公平的很温情的公正的去看待我们走过的历史,就不必再这么斤斤计较的这些其它的这种东西了。(46:30) 

后记 

主持人: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清末明初,但是听完您的讲演还是非常有收获,比如您刚才讲的武昌起义并非革命党所为,比如您刚才讲的北洋将军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再比如说您说孙中山如果不去檀香山不去珍珠港那个地方就不一定会革命,总的结论就是我们如果想真的知道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可能它比我们想象的远远要复杂,我们看完节目,再多用功。 

好,谢谢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谢谢马先生,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视频链接:http://www.shyxue.com/VideoPlay/intovideo.do?courseid=8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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